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,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。这不太野蛮了吗?一点也不野蛮。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,不知底里,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。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,那末,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?
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?那末,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!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,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。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,而不是在它的先头。只有蠢人,才是他一个人,或者邀集一堆人,不作调查,而只是冥思苦索地「想办法」,「打主意」。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,打出什么好主意的。换一句话说,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。
——《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》,毛泽东

针对我们的过去来讲,假如说世界上有欧洲形态、亚洲形态和印度形态,亚洲形态里中国形态为主体,拿中国形态和欧洲形态来对比的话,中国自秦始皇以后一直到清朝,都自诩为「天下」,所以 中国的读书人一直就有天下意识,遇到灾难来临和外敌侵犯的时候,才有了民族意识。有了民族意识,就把人分成两群了,一群是外来人,一群是自己人。欧洲自教庭垮掉、民族国家兴起以后,本来的普世主义(universalism)一减减到了民族主义(nationalism)。中西两边都经过从天下意识到个别意识的阶段。
不过,现在我们重新回头看的话,今天的世界已经无可再分、无法再分了,我们必须要和人家一起过日子,大到气候,小到物流,以至于意识形态、知识、资讯的交流,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于民族意识,在民族意识和天下意识之间,我们必须要逐渐从民族意识摆渡到天下意识。在摆渡完以后,我们帮助他人从民族意识转化到天下意识,尤其对于被踢在后面的弱者,或者已经走在前面,但还以为自己在后面的——比如目前的中国,该怎么样从纯粹的自卫再次扩大到世界情怀?你我在异地教书,周围都是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文化背景、不同的生活状态,我们心底都有中国模式,我们眷恋不舍。眷恋不舍没关系,我对中国的眷恋比你们还深,因为我离去几十年,我回顾的东西早就不存在了,要回到当年那种情况也不可能了,所以我必须走向世界情怀。
但走向世界情怀有一个最大的「疙瘩」,这个疙瘩是什么呢?是每一个人的训练。我们都在民族背景和本土文化上受到基础的训练,学到泛论的一般理论来应用到个别的专题,每个人都有这个阶段。今天我们必须要有两个训练,一个部分是看天下,一个部分是看自己。这两个部分同时进行,**有时候互相帮助,互相提升;有时候觉得(自己)被撕裂,在情感上不舍得我记忆中的中国、书本读来的中国,**但是我必须把它摆在历史背景里,我不要(只是远远地)看着将来(的世界),我应该做关怀世界的读书人。这是我们在海外的人跟在国内的人不一样的地方,也是美国人在美国跟我们在美国不一样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