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要摘星星的孩子,漂泊是你人生的…

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,最终的获胜者奈保尔说了一席意味深长的话:“要感谢妓女,正因为妓女的存在,让我得以专心从事文学创作,不用花思想去追求女人。”

我的理解,奈保尔的意思,其实是说,自己年轻时候无法安定下来,没有稳定的生活,而女人,在这里,也许更多是一种象征符号,代表了一种安稳的家庭生活。对于那些,年轻时候习惯漂泊的无脚鸟来说,这当然是一种奢求。

我们现代人都在急于追寻回家的路,家究竟在哪里?

一般的理解,家当然是老婆孩子热炕头,如果有辆宝马就更好。

但对于那些想要摘星星的孩子,想要跟别人有所不同的孩子们来说,年轻时的漂泊,才是他们应得的归宿。

以我经验,大凡热爱文学或者文化的年轻人,原本都抱有一颗赤字之心,以为像一般中产阶级或者白领的人生不值得效仿,以为按部就班模式化二十岁就忘到头的生活不值得重复,以为自己还年轻还有干劲,路还很多,却一时搞不清楚,路究竟在哪里,于是就有了像“林中路”那样的比喻,当许多选择堆砌在我们的面前,疑惑或者彷徨往往会让我们持股观望,仿佛跟人谈暧昧,手上总要握有几张牌,却迟迟不敢轻易出招,因为怕输。

许多人年轻时候都有过这样的困惑。王小波年轻时候原本学的是商品经济学,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,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,这自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。但是他一生中却做了三次不同的选择。第一次是跟随李银河去匹兹堡大学改念社会学,这是陪读。可以说,年轻时候,大半都是在漂泊,他也学过开车,说如果实在混不下去了,就去开卡车,业余时间再写小说,他学过计算机,也兼职帮人写程序,以此补贴自己。再然后,他在高校获得了一个稳定的教职,本来可以安稳的度过一生,却在40岁那年突发奇想写小说。家人问起为什么放着铁饭碗不要,偏偏去写什么没有稳定收入的小说,他的回答是:如果写之前就去想写不写的出来,那还写什么小说。

我当然不是让大家都去学王小波,如果既有一个驾照,也会编计算机程序,搞些兼职,你也可以做一个自由职业者,或者你有一个李银河,再或者你家里有些小钱,你都可以去学。我想强调的是,今天我所认识的,所有写字的人,都没有,也许永远不可能达到王小波那种“执迷不悟”的程度,他的说法是,我们文化人,都是西天路上取经的唐僧,俗世的物欲都是母蝎子精,我们切不可和她们睡了觉,丢了真阳,不能前往西天礼佛。

我们今天的写作者,也许永远无法体会到王小波当年的苦心,正如他所说,世界上所有的严肃作家,几乎都是凑合着过日子,年轻时遽得大名的,其实也跟中彩票500万一样,是奇迹。杜拉斯在《情人》问世之前只是小有名气,马尔克斯为了写《百年孤独》,辞掉了记者的工作,把家里的车卖掉,一个人窝着写了两年,比预计时间还多了半年,她的妻子雷梅苔丝把书稿寄往出版社时,念念不忘的是,这部稿子会不会被拒掉。

令人欣喜的是,今天我们看到《百年孤独》的正式中译本终于全球面世,版税估计不会低于两百万人民币。但是当年,马尔克斯虚脱一般走出阴暗的小阁楼,面对嗷嗷待哺的一家人时,他的乐观估计是,卖掉两万本就心满意足了。

在清华校园里推着小车卖《黄金时代》的王小波,当年的心境也许更坏,因为他的乐观估计是两千本。马尔克斯是幸运的,但马尔克斯不是因为今天这两百万或者两千万稿费才写作的,他写作,是因为他喜欢,也刚好可以养活自己。

当然,马尔克斯的妻子雷梅苔丝,或者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,都是女人中的翘楚,能够忍受如此漂泊不定的生活,始终像大地一样站在他们无脚鸟一样的丈夫身后,让他们丈夫的才华在大地上踩出最美丽最坚实的脚印来。

当然,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王小波或者马尔克斯的运气,每一个年轻时有梦想的人,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博尔赫斯说,是十七岁那年一个妓女的怀抱,给了自己男人的体验和文学的最初激情,当贡斯当和施莱格尔,这两个浪漫派的核心人物,来到法国巴黎的沙龙,身无分文,不名一文,是斯塔尔夫人的沙龙收留了他们,给了他们经济的支持和情感的温暖。苏格兰诗人彭斯从不做此等奢望,他生活在乡间的土地里,朴实美丽的村姑就是他最好的伴侣,那首“我爱你像红红的玫瑰”,就是赠送给一个美丽的农村姑娘。即便是在花花世界的美国,亨利米勒最初混迹于波西米亚人中间的流浪,最终给了他“性爱三部曲”的灵感源泉。

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家、艺术家、文化人,能够过正常生活的是不正常的,过不正常生活或者不靠谱生活的是正常的,没有杨过在古墓里的十年练剑,也成就不了神雕大侠。法国大文豪夏多布里昂年轻时在巴黎漂泊,不名一文,但他始终坚持认为,真正好的文化、文学都是懒散的,无所事事的,无目的的,取诸今天的文学,自然要被嘲笑。仅剩的文学,要么是职场小说,官场小说,穿越小说,耽美小说,要么就是几个恶俗的公共知识分子搬弄一些耸人听闻的荤段子,小笑话,博取民意,要想无目的,无功利的做一些文化的铺路工作,又能早日获得稳定的家庭生活,似乎就是一个悖论。

最理想的状态,当然是我们有赚钱的本领,能一面衣食无忧,有稳定的收入与家庭,一面继续从事文艺,但基本人生得意的冯唐,也直言不讳,作家的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边缘化的,怀揣几百钱到街上去游荡,你才能直击生活的肉感,才能明白世态的炎凉。就像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,我们都在谈论些什么?》的美国作家雷蒙德,卡佛,一辈子的职业无非是卡车司机、泥瓦匠、搬运工,虽然人家是正牌儿大学文学系科班儿出身,只是他五十岁成名后,才成为大学的名誉教授,生活渐渐安定。纵然我们连卡佛这样的命运,都无法幸运的享有,奈保尔和博尔赫斯的例子摆在哪里,今天我们每一个写字的人,还有脸面抱怨么?

流浪,流浪,没有止境的流浪,也许这就是写字的宿命。其实今天中国写字的人越来越少,也就是愿意漂泊的人越来越少。我认识一个写字的大二孩子,参加一个网络文学比赛,很早就知道,模仿郭敬明的风格,最容易出名,并且假扮是马诺的绯闻男友,吸引了无数网友点击,以增高作品的点击率。这样的做法,自然是跟母蝎子精睡了一觉,只是一时满足了一下性欲,却不能生下真正生猛鲜活的孩子来。若是这样,为什么不早点向这个世界投降,从事更加靠谱的职业,赚钱养家,早早步入正轨,泡泡吧,打打保龄球,没事去马尔代夫蜜月旅行,把车子房子早早搞定,某种程度,靠文字来赚大钱,在这个时代,其实比做妓女还要脏。

假设我们明了这点,和俗世的物欲划清界限,其实我们还是能够养活自己,甚至养活自己的女人。你非得要找一个待字闺中的小家碧玉,或者CBD里习惯了泡吧打牌刷夜环球旅行的白领,享受小资情调,当然也就无法安定。我的一个北大同学素来是文艺青年,他喜欢摆弄单反,却不喜欢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,更不习惯按部就班的做一个螺丝钉,于是带着他当售货员的女朋友回老家,干起了影楼摄影,自然也不失乐趣。风光潋滟,景色如画,在自然中爱情,正如浪漫派诗人雪莱所说,那是月光吻着海浪,海浪吻着大山,但若是你不吻我,这一切又有何意义。

但若是一个写字的人,非的要享受现代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,那必然无视一切文学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的规律——急不得。急不得当然不是没有规划。歌德写作《浮士德》,是年轻时候理性规划的产物,但写作这部书用了他整整一生。陈寅恪在欧洲游学而没拿学位,并不代表他没有规划,短短一篇隋唐制度渊源的考证,就奠定了他清华大学教授的职位。和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不同,他们所守住的,正是年轻时候的寂寞,年轻时候享乐的欲望。

拉拉杂杂的说了这许多,显得我过于古板,但我只是想说,漂泊对于少数有点想法的人来说,也许是年轻时的需,甚至连路径的澄清,也需要我们的青春来付出代价。既然这注定是一条朝圣路,我们又何必抱怨慢慢无边,既然这注定是一条不归路,我们又何必苦痛于无人喝彩,既然这注定是一条孤独之路,我们又何必奢望有一份俗世认可的爱情,一份俗世认可的工作,一条俗世认可的道路,早早的在尚未羽翼丰满的我们面前清晰呈现。

曾经有一个北大的工科男对我说,你们人文学科虽然好玩儿,但没有固定的标准,你可以说我的文字好,他可以说你的文字好,不像我们造一个数学模型,立刻就可以付诸实践,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

这标准当然是有的,只不过是大浪淘沙,既要接受读者观众的考验,也要接受历史的检验,只是我们不能立刻马上做出靠谱的回答。

需要时间。需要能够打败时间的文字。

生于此时,有这点抱负和想法的人,都应该尽量低调,不要急着找漂亮的老婆,找漂亮的房子,车子和漂亮的工作,安下心来,还是能做一些事的。

当然,对没有准备的人而言,这也许是一场人生的赌博,但对于有准备的人而言,大不了和两三知己吟风弄月,自得其乐,求其放心。村上春树写小说以前,经营一家料理店,33岁那年突发奇想写小说,对妻子的解释是,给我一年时间,如果我写出来,就继续写下去,如果我不幸失败了,继续开我的料理店,这是冒险,却也不是赌博。以我而言,已经为写小说漂泊了一年,考博漂泊了一年,今年将是我最后一年的战斗。若是以我当初的准备,原本也不难找到一个俗世认为好的工作和好的老婆,只是觉得人活一世,无论成败,总的先有一战,为自己最热血喷涌之物的一战,则死而无憾。若是今年我不幸再挂掉,以我当初的积累,再杀入社会中去,仍然可以积累我的生活,专心写我的小说。

三国时吴国名将东莱太史慈四十岁不幸病故,临终遗言云:“大丈夫生于乱世,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,今所志未遂,奈何死乎!”每每想起此言,我就觉着,今天还是幸运的。

想要摘星星的孩子,漂泊是你人生的必修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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